自《穆天子传》出土之后，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人们一直将其视作史书。《隋书·经籍志》《旧唐书·经籍志》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都将《穆天子传》列为史部起居注类。《隋书·经籍志》云：“起居注者，录记人君言行动止之事。《春秋传》曰：‘君举必书，书而不法，后嗣何观？’周官内史，掌王之命，遂书其副而藏之，是其职也。……晋时又得汲冢书，有《穆天子传》，体制与今起居正同，盖周时内史所记，王命之副也。”

至宋代，对《穆天子传》的看法略微有了变化，但依然将其视为史书。宋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题》依然将其列为史部起居注类，云：“《穆天子传》六卷，晋武帝时汲冢所得书，其体制与起居注正同，郭璞为之注。起居注者，自汉明德马皇后始，汉魏以来因之。”《宋史·艺文志》则将其列为史部别史类。宋王尧臣等《崇文总目》、宋晁公武《郡斋读书志》将其列为史部传记类。宋晁公武《郡斋读书志》云：“《穆天子传》六卷，晋太康二年，汲县民盗发古冢所得凡六卷八千五百一十四字。诏荀勖、和峤等以隶字写之。……郭璞注本谓之《周王游行记》。勖之时，古文已不能尽识，时有阙者，又转写益误，殆不可读。”

但是由于受学识所限，时人也常常将其和同为古书的《山海经》混淆。宋高似孙《史略》云：“穆王得盗骊、绿耳之乘，造父为御，以观四荒，西绝流沙，西登昆仑，与太史公记合。竹书所传《穆天子传》六卷，所历怪奇，亦几于《山海经》者。虽多残阙，皆是古书。”或受此影响，宋王应麟《玉海》将《穆天子传》列入艺文传记类。对此，元王渐在《穆天子传序》中说：“《穆天子传》出汲冢，晋荀勖校定为六卷，有序。言其事虽不典，其文甚古，颇可观览。予考《书序》称穆王享国百年，耄，荒。太史公记穆王宾西王母事，与诸传说所载多合。则此书盖备记一时之详，不可厚诬也。”“不可厚诬”，当是针对时人贬低《穆天子传》而立论。明胡应麟在《四部正讹》中指出：“《穆天子传》六卷，其文典则淳古，宛然三代型范，盖周穆史官所记。与《竹书纪年》《逸周书》并出汲冢，第二书所载，皆讫周末，盖不无战国语参之。独此书东迁前，故奇字特多，缺文特甚，近或以为伪书，殊可笑也。”（《少室山房笔丛·四部正讹下》）他又说：“《穆天子传》虽非二书（《纪年》《逸周书》）比，而其叙简而法，其谣雅而风，其事侈而核。视《山海经》之语怪，霄壤也。”（《三坟补逸上》）“《穆天子传》文绝类《山海经》而事实大不同：自景纯取《山海经》以注《穆天子》，而《穆天子传》残缺不易读。好古之士率先熟《山海经》胸中，骤读《穆天子》，而景纯之注又分列其下，故只以为同而弗以为异。试寻其本文核之，则二书之旨，有天壤之悬者矣。”（《三坟补逸下》）

到了清代，对《穆天子传》的认知发生了根本性分歧。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将其归入子部小说家类：“《穆天子传》旧皆入起居注类，徒以编年纪月，叙述西游之事，体近乎起居注耳。实则恍惚无征，又非《逸周书》之比。以为古书而存之可也，以为信史而录之，则史体杂、史例破矣。今退置于小说家，义求其当，无庸以变古为嫌也。”《四库全书简明目录》又说：“所记周穆王西行之事，为经典所不载，而与《列子·周穆王篇》互相出入。知当时委巷流传，有此杂记。旧史以其编纪月日，皆列起居注中，今改隶小说，以从其实。”《提要》的作者对《穆天子传》研究颇深，称《穆天子传》“虽多夸言寡实”，“较《山海经》《淮南子》犹为近实”。然而又借口本传“为经典所不载”，“与《列子·周穆王篇》互相出入”，认为其事“委巷流传”，“恍惚无征”，便判定其为小说。这反映了作者欲言又止的矛盾心态。这种态度，大概受制于当时的政治生态和文化氛围。

清王谟又抛出《穆天子传》是托古之作的说法：“《穆天子传》六卷与《周书》《纪年》同出汲冢，疑亦战国时人因《列子》书《周穆王篇》有驾八骏宾西王母事，依托为之，非当日史官起居注也。”（《<穆天子传>后识》）王谟的观点大概是受清初“乾嘉学派”疑古思潮的影响。这种说法似把《穆天子传》当作小说，其观点、论据皆有待商榷。今人靳生禾也持类似的观点，他认为《穆天子传》是一部属于地理学范畴的托古游记，“所以为托古体游记者，即既不承认其为周史实录，又承认其来自征实的地理价值”（《<穆天子传>若干地理问题考辨》）。这种折中的方式在于肯定《穆天子传》的地理学价值，而否定其历史真实性。丁谦不同意王谟的说法，他在《<穆天子传>地理考证》中说：“所可异者，以三千年前之古书，不但山川道里，汉魏人所不能知者，今考之皆历历堪征，即随事所配干支之细，亦与历法吻合。”

目前学界关于《穆天子传》性质的争议仍在继续，治史者认为它是史学著作，治文学者认为它是中国首部小说，治地理学者则认为它是一部游记。把历史当作小说或游记来读，固无不可，“然而《穆天子传》本身的体例和内容早已明确地告诉人们：它绝不是向壁虚构的小说，更无神奇怪异之处，而是记载周穆王西征、东巡的实录性散文，是一部具有很高史料价值的历史文献”（王天海《穆天子传译注·前言》）。

与《穆天子传》性质紧密相关的是关于其成书年代和作者的争论。关于《穆天子传》的成书年代，大致有四种说法：

一是西周说。这种说法明确的文献记载始于《隋书·经籍志》，云：“有《穆天子传》，体制与今起居正同，盖周时内史所记，王命之副也。”依此说，《穆天子传》应是周穆王随行史官所记的实录。胡应麟、顾实、岑仲勉、常征、孙致中、卫挺生、小川琢治、王天海等皆主此说。故此说时间持续最久，影响也最大。

二是春秋战国说。今人王范之从《穆天子传》的语词和文法体例进行研究，“考定《穆天子传》的成书时代，大约是在《春秋》成书以后、《左传》成书以前，那即应是在春秋末战国初的时代里。这书可能是这时代的人根据着传说，同时结合了他们的时代知识、设想，将它创造出来的”（《<穆天子传>与所记古代地名和部族》）。

三是战国说。持这种说法的学者较多，此说内部亦有分歧。王谟怀疑《穆天子传》是“战国时人因《列子》书《周穆王篇》有驾八骏宾西王母事，依托为之”。顾颉刚认为《穆天子传》是战国时代的假托之作，作者是赵武灵王的后人。卫聚贤认为《穆天子传》成书于战国，作者为中山国人。钱伯泉认为《穆天子传》是一部小说，而非信史，“但在研究中西交通和物资交流上，却有其真实性的一面”，作者是战国时期的魏国文士。（《先秦时期的“丝绸之路”——<穆天子传>的研究》）缪文远认为：“如把《穆传》看成是反映战国中原和西域交通史实的作品，则大致符合实际。”（《<穆天子传>是一部什么样的书》）王贻樑、杨宽亦主此说。

四是汉后伪作说。此说以清人姚际恒为代表。他在《古今伪书考》中说：“《穆天子传》本《左传》《史记》诸说以为说也。多用《山海经》语，体制亦似起居注。起居注者，始于明德马皇后，故知为汉后人作。”今人童书业、黎光明等持此说。然此说彻底否定了《穆天子传》出土于汲冢这一史实，故不为当今学界所接受。

综述诸家所说，西周说与战国说最为盛行。笔者私以为《穆天子传》的作者为西周史官的可能性最大。前人对此论证颇多，此处略举几点：

首先，从其语词和文例来看，《穆天子传》行文古朴，语直而奥，词约而简，全不类《春秋》《左传》《国语》之文，而与《尚书·周书》相若。又如《穆天子传》所载诗歌，穆王与西王母唱和之诗（卷三）、穆王所作三章哀民之诗（卷五）、穆王命乐官清唱（卷五）、 䣙 公唱《南山有 》（卷五）等，皆西周之风。其次，从其时间、空间、事件方面来看，《穆天子传》所载与其他史籍所记大致相符，而且更加系统化。按其所载干支推演，与历法亦极相吻合。第三，从《穆天子传》对一些地名和事件的描述来看，非亲身经历者无法想象，绝非闭门造车之作。第四，从《穆天子传》的流传来看，若其是伪作或小说，则作者务求广为流传。因此，它只能是史官实录，理应藏之秘府，只能在极少数贵族之间省阅，随其陪葬于汲冢，世间遂成绝响。

总之，《穆天子传》应当是西周时期的作品，作者极可能是周穆王身边的史官。《穆天子传》传入魏国后，魏国史官对它予以整理以便于魏国君主阅读理解，故今本《穆天子传》不可避免地带有战国时期的文史特征。如果据此认为《穆天子传》成书战国的话也说得过去，但其母本必是西周史官的实录。